有一个事实昭然若揭,那就是晚清时期湘军将领几乎个个肥得流油。王闿运在《湘军志·筹饷篇》中揭秘:“军兴不乏财,而将士愈饶乐,争求从军。每破寇,所获金币、珍货不可胜计。复苏州时,主将所斥卖废锡器至二十万斤,他率以万万数。能战之军未有待饷者也。”
曾国荃是湘军虎将,为清王朝镇压太平天国,他是不折不扣的大功臣。我们细读《曾国藩家书》,即可晓然,曾国藩原本打算奏请李鸿章到金陵会剿,因为淮军的大炮火力更猛,士气更旺,能够协助湘军轰塌坚固的城墙,但他担心李鸿章气焰太盛,言语态度会冒犯曾国荃,使九弟原本隐隐作痛的病肝“愈增肝气”,他还顾虑淮军“骚扰骄傲”,会欺侮湘军,“克城时恐抢夺不堪”。有这两方面的担忧,曾国藩就不太情愿让李鸿章去金陵城头“摘桃子”。总而言之,曾国藩的心情极其矛盾。所幸李鸿章顾大局识大体,他很清楚,倘若自己半途去金陵会剿,染指分羹,无论是分名还是分利,都不会受到欢迎,这种大忙可帮不得,这种好人可做不得。曾国荃也确实争气,硬是凭借其麾下的湘军吉字营打赢了这场艰苦卓绝的攻坚战,率领蛮子兄弟拿下了太平军的老巢,夺得首功一件,不仅在金陵城里美滋滋、乐颠颠地撒了一次野,而且升官、晋爵、发财,三者齐备。
曾国荃攻下金陵后,湘江中运送财物回乡的船只络绎不绝,前后断断续续达三个月之久,可见他们捞到的好处相当惊人。湘军将领贪名盛传之际,水师统领杨岳斌为了撇清自己,于回乡途中作口号二句:“借问归来何所有?半帆明月半帆风。”两位湘军水师统领杨岳斌和彭玉麟不贪财,倒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但这种操守在湘军将领中并非普遍存在。
回到湘乡,曾国荃购买良田万顷,还建造了奢华壮丽的大夫第。其侄女曾纪芬在《自编年谱》中回忆道:“前有辕门,后仿公署之制,为门数重。乡人颇有浮议。文正(曾国藩)闻而令毁之。”最末一句有点夸张,不过,咸丰九年(1859),曾国藩在致诸弟的信中确实有这方面的指示:“我家若太修造壮丽,则沅弟(曾国荃)必为众人所指摘,且乱世而居华屋广厦,尤非所宜。”由此可见,曾氏兄弟的性情并不相同,老大主张“谨慎”和“韬光养晦”,老九则主张“潇洒”和“及时行乐”。曾国荃竭尽所能,捞足了金钱,然后挥金似土,曾国藩对此不以为然,外界也多有非议。曾纪芬在《自编年谱》中尝试为其九叔做出辩解:“忠襄公(曾国荃)每克一名城,奏一凯歌,必请假还家一次,颇以求田问舍自晦。”所谓“自晦”就是向外界表明他毫无政治野心,以免慈禧太后猜忌。
咸丰九年秋,曾国藩在致曾国荃的家书中写道:“闻林文忠(林则徐)三子分家,各得六千串。督抚二十年,真不可及。”我想,曾国荃读完这封信,肯定喷茶一笑。林则徐当了多年高官,却一直清廉自守。死后只留下这么点遗产,寒冬腊月,害得三个儿子喝西北风,能说他尽到了做父亲的责任?曾国藩肯向林则徐看齐,并非故意装假,他既有思想上的冲动,又有行为上的表现。曾国荃奉行实用主义,只认准钱多好办事,恐怕连思想上的瞬间冲动也没有。
曾国藩对幕僚赵烈文说过这样一番话:“九弟手笔宽博,将我分内应做之事,一概做完,渠得贪名而我偿素愿,皆意想所不到。”曾国荃照顾整个家族,挥金似土,焉得不贪取钱财?为了让大哥唱红脸,以完人的形象取信于当世和后世,他不惜包揽贪名,欢唱白脸。如此兄弟,可谓举世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