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那段历史的人对郭松龄这个名字都不会感到陌生。郭松龄，字茂宸，比张学良大18岁，是张学良在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的老师。提起郭松龄，不了解历史的人对他知之甚少，但老沈阳人却都知道这个大名鼎鼎的“郭鬼子”。“郭鬼子”是郭松龄的绰号，在东北讲武堂任战术教官时，由于他鬼主意多，为人机灵，学员们就给他起了这个绰号。郭松龄，字茂宸，1883年出生于盛京东郊渔樵寨村（今沈阳市东陵区深井子镇赵家铺村），祖籍山西汾阳县。据族谱溯源和后人代代传述，郭家是唐朝名将汾阳王郭子仪的后裔。郭松龄的远祖在明朝迁来东北戍边，到清代由于世乱和兵祸，家业无存，其祖父一代迁到渔樵寨村落户。郭松龄的父亲郭复兴曾想追求功名复兴家业，但家境的衰落迫使他放弃进仕之路，在乡村做了一名私塾先生。郭松龄的母亲是一位典型的农村妇女，勤劳善良，尽管自家不富裕，也常救济比自己更困难的人，这给郭松龄以很深的影响。
因反满清和反军阀而横戈跃马、驰骋疆场的郭松龄，是早年的同盟会会员。两人结识以后，志同道合，相见恨晚，情同骨肉。那时，张学良很钦佩郭松龄的为人和作风，而郭则因“见张是一个颇有爱国思想和进取心的青年，可以造就成国家有用之材，因此经常向张学良灌输‘练精兵，御外侮’等爱国主张，并劝张学良训练新军，以期借助张学良的地位和实力，实现自己改造奉军之夙愿”。
郭常向他讲述救国救民的道理，这对张学良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郭对学员要求极严，而他自己也能做到和学员一样，不怕吃苦，真正做到严于律己。特别是郭松龄深厚的军事造诣让张学良十分佩服，深为能遇上这样的良师而感到幸运。此时的张学良与郭松龄可以说亦师亦友，“学良有动于衷，又奇公学识，有罗为己用之意”。因此，当张学良从讲武堂毕业后担任巡阅使署卫队旅旅长时，便向张作霖推荐郭松龄任卫队旅参谋长兼第二团团长。这是郭松龄受到张学良信任和垂青的开始，此时是1920年。
郭松龄担任卫队旅参谋长后，专心致力于训练、整顿军纪，进行军事教育。不到1年时间，卫队旅的面貌大为改观，绿林弊端一扫殆尽，军容一新，名冠各军。 1920年7月，张作霖入关调停直皖战争，郭松龄充任先锋司令，在天津小站以一团的兵力击溃了皖军的两个旅。同年10月，郭松龄随张学良到吉林一面坡、密山（此二县今属黑龙江）、珲春等地剿匪，整个作战计划都由他制定，并与士兵同甘共苦，身先士卒，亲率团队进攻，迅速平定匪患。
两次军事行动崭露出郭松龄的军事才能，使他在奉军中声名鹊起，也更受到张学良的信任。张作霖也改变了最初的怀疑态度，对他予以破格提升。 1921年5月，郭松龄被提升为扩编后的陆军混成第八旅旅长，与张学良任旅长的第三旅合署办公，而实际的行政、训练都由郭负责。在郭的整顿下，三、八旅的战斗力大为增强。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全线大败，各部一触即溃。任东路军第二梯队副司令的郭松龄负责具体指挥三、八旅，在他的指挥下，三、八旅撤退完整，并且在山海关一役中，在临榆、抚宁一线与直军几倍追兵相抗衡，阻止了直军突破山海关直取奉天的计划，使得张作霖得以安然退回奉天。
从此，张作霖对郭松龄有了好感。张学良对他的信任更不待言，常向人毫不掩饰地夸奖郭松龄的治军才能。张学良对郭松龄的信任和依赖是超乎寻常的，当时三、八旅的事务一般都由郭负责，整军和作战实际事务多由郭松龄操持。张学良如此放手，郭松龄对张学良也很尊重，平时做事都是经请示后才决定，从没有依仗被信任而有所跋扈，而且凡是张学良坚持的事，他多是服从。时人评价说：“张对郭推心置腹，而郭对张也鞠躬尽瘁。一般人都认为郭是张的灵魂”。而张学良自己则说：“我就是茂宸，茂宸就是我”。可见他们二人的感情之深。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不甘心失败的张作霖积极整军经武，并总结失败教训，重用杨宇霆、姜登选、韩麟春、郭松龄等新派军人，整肃军纪，训练新军。1924年秋，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以张学良为军长、郭松龄为副军长的第3军，虽没有攻入山海关，却一直吸引着直军的主力。郭松龄率领第3军主力增援九门口后，激战石门寨，出击秦皇岛，所向披靡。山海关大捷使张学良与郭松龄的名声大振，他们在奉军中的地位已不可动摇。据张学良后来回忆：“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奉天方面取得了胜利。通过这次胜利，我升上来了。但是这次胜利的功劳不是我的，我没有那样的能力，实际上是郭松龄支持着我。”60多年后，张学良仍然说：“我最敬重郭松龄，我前半生的事业完全靠他”。郭松龄是奉系历史上唯一大规模武装反对张作霖的人，受张家大恩的郭松龄为何发动反奉战争？其说不一，甚至连最了解他的张学良在郭松龄被捕之后也想当面问问他。
如果郭松龄在，日本就不敢发动“九一八”。
张学良毕业后，张作霖让他带兵，张学良提出郭教官当助手，张作霖同意了。张学良和郭松龄两人之间，“不只是相知，而且相谅”。虽然两人有时也争论得面红耳赤，但之后谁也不抱成见。1925年，郭松龄发动了著名的反奉战争。对于郭松龄的爱国正义行动，张学良是同情的，但要让他反对自己的父亲，张学良还是做不到。由于日本的出兵干涉，反奉功败垂成，郭松龄夫妇被害。
张学良对于郭松龄夫妇的死十分痛惜。据张学良的随从副官周文章回忆说：张学良一得知郭松龄被俘消息，就命人拟电报稿，叫将郭氏夫妇解到他的司令部来，然后打算送到国外去深造。但“未等电报发出，已闻郭氏夫妇遇害了。张学良看完郭松龄夫妇遇害的电报，跺了跺脚，叹了口气说，‘完了’”。张学良还将总部送往各部传示的郭氏夫妇尸体照片及文件，批了“以火焚之”四个大字，不忍见郭氏夫妇的惨状。
郭氏夫妇被害后，张作霖命令将郭氏夫妇的尸体运回奉天，在小河沿体育场曝尸三日示众，并将遗体拍成照片各处张贴，传示东三省各市、各县，惩一儆百。当时小河沿围观群众数以千计。郭氏夫妇死后，因父母、弟弟和继子逃难在外，遗体由亲友代为装棺，暂厝于小东门外珠林寺。“九一八”事变后，其家属才把郭氏夫妇安葬在家乡附近，1948年，由其继子郭鸿志移葬于沈阳东陵区七间房墓地。张学良后来经常怀念郭松龄。1927年，由于韩麟春指挥失误，奉军遇到困难，张学良当时就对部下刘鸣九等人说：“如果郭松龄在，我现在就不会这样为难了。”1981年，“九一八”事变50周年的时候，张学良在台湾还念念不忘地说：“如果那时郭松龄在，日本就不敢发动‘九一八’事变。”
这是张学良对郭松龄军事才能的一种充分肯定，也是对良师益友郭松龄的深切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