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顺八年(1464年)二月，即位不到一月的朱见深下了一道诏令，授予一位名叫姚旺的工人为文思院副使。《明史》对此的简要记载是：“二月庚子，始以内批授官。”这便是“传奉官”之始。“传奉官”是当时人们称呼那些不经吏部，不经选拔、廷推和部议等选官过程，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官员。很明显，这违反了正常的手续，却只是为了满足皇帝或者后宫中某个妃嫔或宦官的愿望。这一举措对制度的破坏，带来了三个后果：
第一，从此，皇帝视官爵为私物。只要皇帝喜欢，他可以随意地任用官员，从而破坏皇帝与官僚士大夫之间的平衡。宪宗自己，也往往一传旨就授官百数十人。对于士大夫们来说，官爵原是“天下公器”，皇帝这样的行为，无疑将官爵变成了“人主私器”。第二，传奉官既然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的，也就说明其中大部分人是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获得官职的。对于一个文官政府来说，混杂着一大批出身于军人、僧道、工匠、画士、医官的官员，政府的文化认同性必然产生问题，政府运作中的冲突必然加剧。而传奉官中多数是一些佞幸之人，靠着结交宦官或者行贿的手段取得一官半职，他们的在职也就大大地败坏了吏治。
第三，既然传奉官由宫中旨意直接传授，而又不需要经过吏部覆核，因此，掌握宫中大权的嫔妃及太监就可以借皇帝之名，大行私利，卖官鬻爵。据说，梁芳取中旨授官，累计达1000人。传奉官的泛滥，引起了许多官员的不满。成化十九年(1483年)，御史张稷上疏，谈及传奉官给朝政带来的混乱。
张稷说，自有传奉官后，文官中竟有一字不识的，武官中竟有从来没拿过弓箭的，自古以来，有这样的政治吗？因此，官员们纷纷请求淘汰传奉官员。宪宗虽然有时也偶尔淘汰一些传奉官，但是总体上是传授的要比淘汰的多。这种情形，直至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孝宗即位后大力裁汰冗官，才得到一些改变。
但是，好景不长。孝宗后来与他的父亲一样，也喜欢通过内旨授官，在弘治十二年(1499年)曾一次传奉匠官张广宁等120人，再传少卿李纶等180余人。由宪宗创造的传奉官本是一个对制度的破坏，也许由于能满足历代皇帝任用私人的愿望，竟成了制度了！“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宪宗一定是想：“既然都是我的臣民，大家机会均等，我说了算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