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春，中国和瑞典联合组建西北科学考察团。此前，北大教授刘半农参与了相关谈判和协调工作，实则阻止外国人对我国西北地区的单独考察。其间，瑞典探测家斯文海定曾与他商议，拟提名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于是刘半农托给鲁迅交往密切的台静农写信，征询鲁迅本人意愿。
台静农的信是那年9月17日写的，鲁迅9月25日收到后当晚即予回复。鲁迅首先请台静农转告刘半农：“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
接着，鲁迅表明了原因：“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这赏金)。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这赏金)。”
《小约翰》是荷兰作家凡·伊登的代表作，是一部寓意深刻、境界开阔的童话作品。故事讲述了一个叫小约翰的孩子，带着小狗，划着小船，独自离家，在奇妙的大自然里畅游，最终怀着对人类的爱回归现实生活。鲁迅对该书盛赞有加，称之为“无韵的诗，成人的童话”。
毫无疑问，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坛上最具世界性眼光的作家之一。他认为有资格获得诺奖的，必须是世界顶级大师，而这份荣誉，中国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作家当下还难以企及。鲁迅明白，之所以有人想提他的名，不过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人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这对诺奖本身来说也是一种缺憾。
但是，鲁迅觉得决不能因为自己是中国人，就可以在提名和评选上取巧。他说：“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其实在其他文学大奖的评选上，反映中国题材的文学作品也备受关注。如1933年法国龚古尔文学奖授予马尔罗的《人的命运》，这部长篇小说即取材于1927年的上海“四·一二”大屠杀。该书1933年出版后，上海《文艺画报》杂志作了介绍，称此奖的颁发“出人意料”，是“将文艺当作了宣传的工具”，还猜测这是出于龚古尔文学奖的评审立场。鲁迅当时指出，这种带有偏见的猜想便是中国文艺界的一种怪现象。他曾把这个作为一例，写入了自己的杂感《奇怪(三)》。
鲁迅清醒地意识到，当时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一流水准之间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而在翻译和介绍国外优秀作品方面，国内也严重滞后，吸收借鉴太少太迟。即以《小约翰》为例，该书是凡·伊登青年时代的作品，发表于1887年，但直至40年后的1927年，才由鲁迅和同事齐寿山联手译成中文，其时凡·伊登已68岁了。
对文学奖评选这类事情，鲁迅认为应当极其认真而慎重。1936年7月，时任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编辑的赵家璧致信鲁迅，邀请他担任良友文学奖的评委。鲁迅谢绝了，他当时刚从一场大病中稍稍恢复过来，给赵家璧的回信还是许广平代笔的。鲁迅不愿担任文学奖评委，主要是身体状况不允许，但或者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所以他才觉得自己不适合，这便不得而知。
鲁迅逝世已七十多年，作为当今国内文坛的重要奖项，鲁迅文学奖仍令人瞩目。不过今年的鲁奖风波迭起、疑窦丛生，暴露出少数作家滥竽充数、评选工作有失公允等诸多问题。
或许，问题出在作品上，但病根子，其实出在人品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