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健群是国民党军政要员。他早年参加黔军，并非“黄埔系”出身，却能借助与何应钦的同乡关系成为蒋介石的心腹，位列“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并担任过复兴社书记长。其后虽然曾在内部倾轧中失势，抗战期间还一度遁迹于云南鸡足山中，但战后又复出成为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晚年在台湾以“立法委员”身份终老，其一生颇具传奇色彩。2016年3月中华书局出版刘健群的回忆文集《银河忆往》，本文选摘自书中《窥测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一文。
西安事变发生之后，南京中央的重要人物，在思想上似乎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见解。一是熟读明史，知土木之变失君得君的利弊得失的人，他们主张立刻正名讨逆，临之以威，才可以达到营救委员长出险的目的。这一主张，以戴季陶先生为最明切。因为他对委员长公谊固深，而私交尤笃。一心一意只为爱护委员长而发挥主张，不必有所顾虑。另一方面，有若干人却认为委员长既已被人劫持，当尽力婉商，以择安全。深恐激怒张氏，使委员长的生命，更陷于危难。实际这两种办法，名虽相异，实则相成。婉商固以营救为目标，讨伐又曷尝不是止于以营救的范围为界限呢？若果不是为了营救委员长，一切手段均将丧失其意义与价值了。话得说回来，事后诸葛亮，人人都比孔明强。在当时生死存亡，千钧一发，恩怨未分，情况难明，宜刚宜柔，过与不及，谁能说哪一种办法，是至当不移有效的办法？谁能说哪一种手段，是万全而无少许危险的最好手段呢？
事变当中，在南京军事委员会，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因为军事委员会，虽有常务委员，但委员长为了安置冯玉祥，曾设置了一个副委员长。有委员长在，一切无问题。一旦委员长被人劫持，不能行使职权，是否由常务委员会主持？还是应由副委员长代行职权，负担起全部讨伐或谈判的责任呢？以冯氏为人，对于委员长和党国的关系，他若真正代行委员长全部职权，明人不必细说，包你有花脚乌龟好戏可看。因此在组织规程上，寻出了根据，中央还是决定另行以何应钦为讨逆总司令。冯玉祥只是冯玉祥。依然和蒋委员长在京时一样，照常做他的副委员长。他牢骚不牢骚？满意不满意？是另一问题。这是革命历史，是党国大计，千万有不得一分一步的差错！当年朱培德奉委员长命，主持军委会事务。他的办法是大事请示委员长，小事去问林主任(林蔚文系办公厅主任，保有委员长的私章)。他本人是中道而行，百事无涉。当然像冯玉祥这个副委员长，更是等于有名无职，自然应该是空空如也，安安如也。他本人也不是不知道的。时间好在不很长，也总算是没有闹出甚么不妥不当的笑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