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5月16日，张自忠将军牺牲于湖北襄樊。5月28日，国民政府举行隆重葬礼，蒋介石题写了“勋烈常昭”，追授他为陆军上将，使之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阵营中战死的最高将领。8月15日，延安举行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题写了“尽忠报国”，使之日后成为新中国“追认”的“革命烈士”。
然而，正是这样一位抗日英雄，却曾是国人眼中彻头彻尾的“大汉奸”。“七七”芦沟桥事变之前，日军与国民革命军曾达成在华北建立“非军事缓冲区”的协议，国民党政府在华北只留下一支军队，这就是宋哲元中将驻守京津的第29军，而张自忠则是第29军辖下的第38师师长。当时蒋介石给这支军队的任务是“忍辱负重”，不主动打仗，也不放弃阵地，与日军作长期周旋。军中几乎所有将领对日军都恨之入骨，不愿意与日军打交道，唯有张自忠儒雅周详。他那伟岸的身躯和英俊的相貌，不仅深得国军中官兵敬仰，就是日本人也很喜欢他。基于这种条件，张自忠先后被任命为察哈尔省主席和天津市市长，艰难地维持着苦涩的和平。对外他不能得罪日本人，对内又不能丢中国人的脸，这就让一些局外人对他产生了怀疑，这位曾在喜峰口战役口亲临前线指挥，令大刀队夜袭敌营的抗日英雄，这时却成了“疑似汉奸”。
芦沟桥事变后，第29军奉命南撤，以期取得紧急北上的5个甲种师的增援。同时，为了疏散和安置没能随军撤离的军人家眷，免使京津蒙受重大损失，宋哲元任命张自忠为冀察政务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兼北平市市长，与日军周旋、拖延时间。这一次，沉默寡言的张将军落泪了，他对副军长秦德纯说：“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要成为汉奸了。”果然，此后的张自忠便成了众矢之的，成了叛、大汉奸、卖国贼的代名词。1937年下半年的报纸无不在痛骂他“卖国变节”，一律称他为“张逆自忠”。当张自忠完成党国交给他的任务，转道天津，逃离北平至济南时，却被韩复渠拘押，要将这个“十足”的汉奸送到南京候审。在火车上，张自忠又被打着白旗的学生包围，最后躲在厕所里才躲过这一劫。至此，张自忠已明白，要想改变公众形像，只有“粉身碎骨，以事实曲直于天下”。
1938年，张自忠代理第59军军长，上任当天，他又一次落泪，对着同样背负着汉奸恶名的老部下说：“今日回军，除共同杀敌报国外，是和大家一同寻找死的地方。”在徐州会战中，张自忠率部痛歼板垣师团两个联队，取得“临沂大捷”。在武汉会战之后，他以一对十，击毙日军3名联队长，歼敌13000人，赢得“鄂北大捷”。不久，张自忠又率部猛冲猛打，取得“襄东大捷”。然而，张自忠的这些战功，在一些人眼里，只不过是为了弥补他过去当过汉奸的罪过。只有张自忠自己明白，他从未当过汉奸的事实，必须用自己的壮烈牺牲来证明。
1940年，日军集中30万兵力攻打襄樊，张自忠在襄河东岸打了胜仗，撤回西岸。此时，他的第33集团军只有3个团的兵力在此，其他部队分散在几个隘口，不能抽调。但张自忠却要再渡襄河，去主动攻打日军重兵。按说作为中将总司令的他，无论怎样打，他都不应该亲自率小股部队出征，但他却不顾部下的再三劝说，非要副总司令冯治安留守，自己率两个团东渡襄河作战。几日激战，张自忠率部重创日军之后，日军集中优势兵力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包围了张自忠。5月16日，张自忠左臂中弹，他坚持给第五战区司令部写下最后一份报告后，告诉副官：“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可告无愧。”此时，在日军包围圈的东北角尚有一个缺口可以突围，但张自忠却拒绝突围，只是让苏联顾问和一些文职官兵撤退，他似乎早已作好了战死的准备。
下午3时，张将军腰部中弹，右肩和右腿被炮弹炸伤，只能卧地指挥。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将军又身中三枪，却猛然站起，被身后的日本兵射杀，另一名日本兵跑上去，用枪托击碎了他的头颅，把刺刀插进他的腹部……当日军从他衣兜里的金笔上发现“张自忠”三个字时，大为震惊，他们立即列队脱帽，行军礼致敬，最后又用棺木盛殓，竖起“支那大将张自忠”的灵牌。
张自忠死了，他死得很惨烈，并且这种惨烈的死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他似乎是刻意地去追求这种惨烈，来向同胞们证明：张自忠是清白的，他不是汉奸，他是为国家为民族而力主抗日的英雄……此后，媒体开始专心致志地描绘张自忠从小就立志成为民族英雄，民众们也完全忘记了张自忠曾是他们唾弃的“汉奸”。这种因公众的不理解而被逼以壮烈地死来证明自己清白的故事，至今似乎还在重复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