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案，名为浮尸案
中国历史上最为刚烈的大丈夫当数伍子胥。楚平王要杀伍奢，又担心他两个儿子回来报仇，派使者假借伍奢之名招其二子。哥哥伍尚说，父亲召我，若求生不往，为天下耻笑。弟弟伍员说，俱死无益，不如奔他国，借力雪耻。伍奢与伍尚俱被杀，伍员四处逃亡。
民间对伍子胥多有好感和同情，因此有了“伍子胥过韶关，一夜白了头”的传说。伍子胥后来逃到吴国，他胸中始终回荡一股愤懑之气。与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相比，吴国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国，《战国策》的作者甚至不屑于提到他。伍子胥来到吴国，掀开了吴国历史最辉煌的一页，一个弱国，因为一个人的到来而振兴。
吴王阖庐，重用伍子胥，国家日趋富强。“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楚国是七国中综合国力强盛的大国，吴楚交兵，吴兵攻入楚国国都，几乎灭了楚国，这是楚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叶。吴国向南制服了越国，向北伐齐，大败齐兵，威震天下。
吴国攻破楚国国都，伍子胥掘开楚平王的墓，出其尸，鞭之三百。“倒行逆施”，完全不顾君臣父子之伦理，毅然逃亡，历尽艰险，最终掘墓鞭尸，报仇雪耻。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伍子胥是真真正正的大丈夫。
吴国的辉煌，仅是昙花一现。阖庐的儿子夫差当政后，重用奸臣伯否，疏远伍子胥。其时越王句践正在卧薪尝胆，一心灭吴，吴国亡在旦夕。伍子胥敏锐地感觉到即将发生的亡国之祸，数次进谏，“越王为人能辛苦，今王不灭，后必悔之。”夫差不听，偏信奸臣伯否的谗言，竟然赐刀令伍子胥自刭。
刚烈的伍子胥，刎颈之前，对其舍人说，把我的眼睛挖出来悬在吴东门之上，我要看一看越寇是如何经此门灭吴的。夫差得知此话大怒，令人用马革裹伍子胥之尸，浮尸江上。
卧薪尝胆的句践果然灭了吴国。夫差临死时“掩其面”说：“吾无面以见子胥也”。吴国人可怜伍子胥之刚烈，为他立祠於太湖边的一个山上，命此山为胥山。一个人的到来可以兴国，一个人之死可以亡国，这就是伍子胥的故事。
第二案，名为“兔死狗烹案”
我以为天下第一智者当数范蠡。人皆以为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我以为诸葛之智与范蠡之智相比，略见逊色。一篇“出师表”，千年传颂。诸葛丞相的忠信与睿智，世代相传。
但诸葛一生也有几处败笔。一是痛失荆州，接着又有“火烧连营”，打了两个大败仗，死了关羽和刘备，难道丞相一点责任也没有？二是兵出岐山，耗费多少人力和财货，一无所获，岂是智者所为？最主要的是，诸葛亮不能像曹操那样，在自己身边聚集大量人才，这是蜀国很快败亡的主要原因。“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终于没能成功。
但范蠡却成功了。
越王句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为人们所熟知。弱小的越国要想打败强大的吴国，没有这种非凡的、艰苦卓绝的精神是不行的。但仅有这样的精神还不够，还需要大智慧。非凡的精神更兼非凡的智慧，句践与范蠡、文种，君臣戮力同心，成就了大事业。勿以成败论英雄，历史上成功的不知几多。
范蠡的非凡之处不仅在于它的成功，它的更高人之处在于他成功之后所说的一段话。越国灭了吴国，范蠡随即离开了越国，并给文种写了一封信说：“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执迷不悟的文种不肯离开越国。越王赐文种一剑，说：“你教我灭吴七种方法，我用了其中三种就灭了吴国，你那里还有四种，把他带到先王那里去吧。”文种只好自杀。
第三案，名为“车裂案”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许多次“变法革新”，最成功的要数“商鞅变法”。“戊戍变法”是失败了，他使我们中国失去了一次最好的富国强兵的历史机遇。究其失败的原因，是保守派的势力过于强大。
在这个保守的国度，要变更祖宗之法，谈何容易。但商鞅却成功了。商鞅成功，因为它不仅有超人的胆略，还有超人的政治智慧。
一开始，他就作了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悬赏五金，募一人将一根木头从国都南门搬到北门，“民怪之，莫敢徙”。于是将赏金提高到五十金，有人做到了，立刻兑付了赏金。“民怪之”，是因为政府缺乏公信力。
商鞅用这样一个小故事确立了他“言必信，行必果”的形象。于是推行新政。在各种政令中有一条颇有意思，“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就是说不准吃“大锅饭”。这一条出自于对人的本性的认识。可惜的是我们今天一些地方仍在吃大锅饭，难道我们今天的智慧比不上两千年前的商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