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花村在哪(杏花村产地在哪)
文字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它们具有穿越历史时空的特异功能,古人一句不经意的诗句,就能“唱”火一个地方。尤其是在旅游被各地尊崇的时代,古地名所蕴藏的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更为时人所追捧。比如杏花村,现在全国就有好几个。并且,各地为谁是正宗“杏花村”而纠缠不休。
其实,最早让杏花村出名的,是得益于唐代诗人杜牧。提起唐代诗人杜牧,人们不由就想起他那首脍炙人口的《清明》: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此诗写清明春雨中所见,色彩清淡,心境凄冷,历来广为传诵。《千家诗》是如此点评杜牧的这首名作的:此清明遇雨而作也。游人遇雨,巾履沾湿,行倦而兴败矣。神魂散乱,思入酒家暂息而未能也。故见牧童而同酒家,遥望杏花深处而指示之也。
杜牧的《清明》不仅为后世留下了一首千古绝唱,也使“杏花村”名满天下。国人历来就爱蹭热度,尤其是此诗具有极高的酒文化价值,从而引发了多地的“杏花村”之争。据悉全国有十多处杏花村,遍及江苏、安徽、湖北、山西等八省,仅在安徽,历史上就曾有四处杏花村。究竟哪里才是杜牧《清明》诗中的杏花村呢?这点,我们得从杜牧的宦游经历说起。
杜牧,京兆(今陕西西安)人,京兆杜氏是当地旺族,杜牧的爷爷杜估在唐顺宗与唐宪宗两朝为相,所以,杜牧从小就受到良好教育。唐文宗大和二年,26岁的杜牧中进士,授弘文馆校书郎,从而步入仕途。在京城呆了八个月后,杜牧受江西观察使沈传师之邀,赴江西为团练巡官。几年后,杜牧转淮南节度使幕,又入观察使幕,后又回京任国史馆修撰,膳部、比部、司勋员外郎。随之又外放为黄州、池州、睦州、湖州等地刺史。
杜牧的为官,除了西京长安与东都洛阳外,一直在南方的江西、湖北、安徽、江浙等地,其诗作多是游宦之作,所以,《清明》诗中的杏花村,似应不在北方。但是,由于山西杏花村汾酒的钟头太响,所以,杜牧的“杏花村”一度被人认定为就是地处山西汾阳的杏花村。山西汾阳县杏花村之所以能作如是想,是因为相传自南北朝以来,当地便以产美酒著称,所产之汾酒素有“甘泉佳酿”的美誉。到了唐朝时期,村内酒店已达72家。
虽然山西的杏花村有如此美酒,但是,纵观杜牧一生,也没在山西留下什么足迹。晚唐和北宋人所撰写的各种文献中,并没发现杜牧与山西有什么关联。就连当地的方志,如《山西通志》、《汾州府志》、《汾阳县志》中,也从未有过杜牧涉足今山西境内的任何记载。由此看来,山西杏花村一说,其实是人们的美丽附会。
与山西的空口无凭相比,安徽贵池的提法却是有史可考的。《江南通志》(1829)、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的两部《池州府志》和清道光年间、光绪年间两部《贵池县志》,以及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刻本《杏花村志》都从不同角度认定:杜牧《清明》诗吟的就是贵池西郊之杏花村。
另外,杜牧确曾任职池州。唐武宗会昌四年,牛李党争越演越烈,杜牧牵涉其中,从黄州调任池州刺史,仕途不尽如意。这种情况下,借酒浇愁也很正常。看来,杜牧的“杏花村”非安徽贵池莫属。
除了山西与安徽的杏花村之外,还有许多省市地也加入论战,把个小小的“杏花花”炒得热火朝天。但是,正如郭沫若曾说的:“凡是名人胜迹,后人往往多所附会。”言之凿凿的东西,也并一定都千真万确。而“附会说”这样的观点,并不郭沫若的发明,纪晓岚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这样说明了。当年有个名叫郎遂的贵池人,就是杏花村,他历时11年修成《杏花村志》。后经《四库全书》总纂官、大学士纪昀等人审定,《杏花村志》得以入选《四库全书》。
纪晓岚在为《杏花村志》撰写的《提要》中就说: “杏花村志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国朝郎遂撰。按杜牧之池阳守,清明日出游,诗有‘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句,盖从言风景之词,犹之杨柳芦荻洲耳,必指一村以实之,则活句反为滞相矣。然流俗相沿,多喜附会古迹以夸饰土风。故遂居是村,即以古今名胜、建置,及人物、艺文集为是编,亦志乘之结习也。”
发掘传统文化是好,但是,关于一首诗中“杏花村”之争,感觉是小题大作了。诗歌是种特殊文体,古人作诗,对于如村名山名之类地名,诗题和序中一般实用其名,而诗句中却少实用,往往是以景色或特点来代替其名。所以,在这种热闹地争执之后,又有学者认为杜牧的“杏花村”只是泛指。
杜牧诗中“牧童”所指的“杏花村”,不一定是真村名,也不一定即指酒家,而只是“牧童”所指的那个杏花深处的村庄。这样读来,诗的意境才更开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