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春秋笔法（何谓“春秋笔法”）
“春秋笔法”指源自春秋经的寓褒贬评判于曲折文笔之中的写作手法，现泛指寓褒贬评判于曲折的文笔之中。其意义大概是指微言大义，具体地说是表达委婉而规矩，而背后的立场、褒贬却十分鲜明。也可以说是话不好好说、话不直接说、正话反着说、反话正着说，等等。例如：
(1)初意却不过贪图少写一个字，并非有什么春秋笔法。（鲁迅《反对“含泪”的批评家》）
(2)这些陈述完全回避了被告方关于作案情节的质疑，处处都让人感受到了“春秋笔法”。虽然算不上“失实”，但是与非的界限却变得模糊起来。（千龙新闻网《“枪下留人”案判决书是否用了“春秋笔法”》）
（3）方鸿渐羞愧得无地自容……便痛骂《沪报》一顿，把干丈人和假博士的来由用春秋笔法叙述一下，买假文凭是自己的滑稽玩世，认干亲戚是自己的和同随俗。（钱钟书《围城》）
（4）朱锋：这一动作看起来不大，但是一种“春秋笔法”，在国民心理上，为未来日本可能的“拥核”选择打“预防针”。（《南方周末》郭力《中国，如何不陷入“东亚核竞赛”泥沼》）
例（1）的“春秋笔法”就是指微言大义。 例（2）在陕西高院因被质疑重新审理某个案件后维持原判而没有给出清晰明确的说法之后，作者使用了加引号的“春秋笔法”，此处，“春秋笔法”已经仅仅被概括抽象为“不明言”、“模糊”和“隐讳”。同样，例（3）中的“春秋笔法”意为将不利于自己的信息“语焉不详”，“一带而过”。例（4）访谈对象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朱锋将日本政府把“即便是核武器，我们认识到，只要限制在这一程度内，拥有它们并不必然违反宪法”写入以内阁名义公布的正式文件中的这一“做法”称为“春秋笔法”，更是剥离掉“春秋笔法”原义中指某种写作手法的含义，直接运用为指称别有用意的某种行为。
语言的历史和民族文化的历史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因此，无论是对语言历史的研究或语言现状的理解，都必须紧密结合说这种语言的人民的文化历史背景加以论析。“春秋笔法”与儒家经典著作《春秋》有着密切关系。
据说孔子编写《春秋》，在记述历史时，从当时的伦理道德出发，以定名分、明等级作为评判人物和事件的标准，有时一字暗含褒贬。行文中虽然不直接阐述对人物和事件的看法，但是通过细节描写、特定称谓、材料的筛选等，委婉而微妙地表达作者的看法。如：《春秋》中对“郑伯克段于鄢”一事的记载，就集中体现了“春秋笔法”的特点。郑国国君灭弟弟段的做法很阴险，所以称其为“伯”，而不称为“庄公”；弟弟不像弟弟，所以称“段”，而不称“弟”；兄弟间像两国国君作战，所以称“克”。如此，作者对整个事件的好恶褒贬就都表现出来了。再如，同样是杀人，又有“杀、弑、诛、戮”等不同字眼：“杀”可指杀有罪之人，也可指无罪之人；“弑”在古代指子杀父、臣杀君，一般指下杀上；“诛”主要用于杀有罪，杀不仁者，可以下杀上，也可以是上杀下；“戮”的对象可以是有罪之人、不仁之人，也可以是无罪之人。简单的言语就透露出社会价值观和道德的评判。
《春秋》，鲁国史书。相传为孔子所修。经学家认为它每用一字，必寓褒贬，后因以称曲折而意含褒贬的文字为“春秋笔法”。历史上，左丘明发微探幽，最先对这种笔法作了精当的概括：“《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贤人谁能修之？”过常宝教授指出：“《春秋》叙事的外在形式表现为对事件的直接呈现，其中既没有因果、过程，也没有评判。然而依照传统看法，《春秋》是一部忧患之书，含有‘微言大义’，可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师而已矣’。”而《春秋》之所以能不动声色地表达出至深至隐的“大义”，在于它所特有的“笔法”，这种笔法概括起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对史实有选择的记录体现作者价值取向。春秋时期史官叙事遵循“常事不书”，即按照四时例行的礼仪活动不记录在册，一旦常事被记载下来，必然有违常之处，反之，一些本应被记录的重大事件，《春秋》却“讳书”。呈现与否成为某种价值标准，使得记录本身已经形成评价。二是通过表述上使用特殊的句法和用词传递作者的主观评判。典型的例子是《春秋》中“郑伯克段于鄢”一句，《左传・隐公元年》给出的注解是：“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这里《春秋》仅用6个字简洁地记录了郑国统治者兄弟之间的政治斗争，但这6个字中，对兄弟二人的特殊称呼，以及对通常使用于敌对的双方或敌对政治集团间的“克”字的选择，包括“讳书”公叔段出奔共国，都暗含了作者对郑庄公和公叔段失之兄弟之仪、庄公有失教弟之责意在诛之的强烈不满和批判。然而，也有学者对所谓的“春秋笔法”表示怀疑，如姚曼波女士提出“微言大义”乃子虚乌有。她说：“《春秋》的宗旨，历来是惩恶扬善，但由于《春秋经》的记事国语简陋，褒贬不明，是非不清。为了让它能吻合孟子所说‘窃义’之语，于是历代经学家生拉硬扯，穿字凿句，生发‘微言大义’。”“在三传，只是出于主观主义的附会和臆测；在汉儒，则出于利禄之驱使而有意识杜撰――为了把孔子和《春秋经》神学化、偶像化，同时也是为了济《春秋经》记事简陋之穷。”
“春秋笔法”的发展演变中，词义对《春秋》经特殊叙事方法和话语体系有一个偏离过程，并且这一过程始终是动态的、不断进行的。也就是说，从语言学角度观察这一语词时，我们发现“春秋笔法”一词的产生和发展演变，正好体现了语言符号具有的抽象概括和约定俗成的特征。例如：
（5）何先生是个颇具中国画功底的人，对中国画的春秋笔法十分捻熟，寥寥几笔，一个鲜活的形象便跃然纸上，与文字浑然一体，相得益彰，看过之后，会心一笑之余，回味无穷。
（墨疯《我与“武打”作家何立伟的一段画缘》）
（6）《笑傲江湖》是金庸唯一一部春秋笔法了年代背景的小说。（雪焰《又谈金庸》）
（7）山东鲁能用自己的春秋笔法，显示出一个队伍的由春到秋的成熟，明年，他们会更加成熟。（南山樵夫《山东鲁能的春秋笔法》）
例（5）将春秋笔法用于有别于文学史传的另一个门类――绘画，借以说明国画含蓄而别有用意的艺术表达精髓。例（6）中更是将春秋笔法用作动词，表示刻意的模糊、隐去。此时我们再反回头来，发现姚曼波女士所谓“微言大义乃子虚乌有”的观点也只可能存在于考据学范围之内，因为从词义的形成角度观察，“隐讳”、“暗含”、“别有深意”等语义特征已然被约定俗成在“春秋笔法”这个词语之上，而实际的《春秋》经中是否存在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已经并不重要甚至可以忽略，即使考据的最终结果证实了“微言大义乃子虚乌有”说，“春秋笔法”一词的使用预设仍然是自古规约而成的“寓褒贬评判于曲折文笔中”，所以，“春秋笔法”词义演变对本义的偏离指的是这个词与《春秋》经实际逻辑联系的偏离。例（7）比较特殊，干脆将春秋笔法中的春秋二字用作指称客观的时序季节春天和秋天，概括山东鲁能队一个年度的表现，而这恰好又与“春秋”开始作为史书名称指代历史的缘由暗合。例（6）的用法还属极个别现象，甚至可以看作是对成语的误用，但当这种所谓的误用普遍进入社会言语交际系统时，误用也可能被规约为一种正用。
语言植根于文化之中。民族文化不仅是民族语言活动的广大舞台，更是民族语言形成、发展和演变的根本动力。伴随着《春秋》经儒家经典地位的确立，“春秋笔法”这种固定的说法也逐渐深入人心。同时，围绕“春秋笔法”，汉语还产生了“微言大义、一字褒贬、皮里春秋、不赞一词、笔则笔，削则削”等一系列相关的“春秋”语汇。
微言大义，微言，指精当而含义深远的话，大义，本指经书的要义，后指大道理。微言大义即包含在精微语言里的深刻的道理。汉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书》：“及夫子殁而微言绝，七十子卒而大义乖。”《汉书・艺文志》：“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
一字褒贬，原谓《春秋》笔法严谨，一字即寓褒贬之意。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春秋》虽以一字为褒贬，然皆须数字以成言。”孔颖达疏：“褒则书字，贬则称名。”范宁《春秋谷梁传序》：“一字之褒，宠逾华衮之赠；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挞。”刘勰《文心雕龙・征圣》：“故《春秋》以一字为褒贬。”后亦泛指论人议事用词严谨而有分寸。柳宗元《上扬州李吉甫相公献所著文启》：“又不得效薄技于前，以希一字之褒贬。”方干《酬孙发》诗：“从来一字为褒贬，二十八言犹太多。”
皮里春秋，指藏在心里不说出来的评论。《晋书・褚裒传》：“谯国桓彝见而目之曰：‘季野有皮里阳秋。’言其外无臧否，而内有所褒贬也。”
不赞一词，《史记・孔子世家》：“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赞，增添。原指文章写得很好，别人不能再多添一句话，又作一辞莫赞。《鲁迅书信集・致台静农》：“然文字之学，早已一切还给章先生，略无私蓄，所以甚服此书之浩瀚，而不能赞一辞。”后来也指一言不发。《呐喊・头发的故事》：“我大抵任他自言自语，不赞一词，他独自发完议论，也就算了。”
笔则笔，削则削，出处同上。笔是“录”，削是“不录”，孔子作《春秋》有鲁国旧史作底，但并不因袭照抄，对史料进行取舍，笔削之间大有深意。
这些成语或固定说法丰富了“春秋笔法”词义的内涵，它们成系列汇聚为一个词群，也为词语文化意蕴的社会性提供了明证。
总之，“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力量和文化模式，人们自幼习得了这种语言，也就把其中包含一切文化观念、文化价值、文化准则、文化习俗的文化符号深深地溶进了自己的思想行为之中。”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春秋笔法”意义的产生和发展不单是词语意义的自主行为，而更是文化力量作用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