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在日本(日本留学)
(本文由Sir电影原创:dushetv)
江歌案以前,Sir以为留学生的日子,都长朋友圈里发的这样。
江歌案之后,不少留学生也冒头了。
很多人给Sir留言:
其实在日本的留学日子,和这部纪录片拍的一模一样——
《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
豆瓣7000+人,打出 9.3分。
首播于2000年,年代远,画风渣,镜头下的留学生还有点土气——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赴日留学的,出生于六七十年代的叔姐级。
后来有的成了,有的“黑”了;有的回了,有的永远留下了……
看完他们的故事,Sir突然懂了,为什么国际小伙伴总爱说我们是“世界上生存能力最强的民族”。
因为生存力这东西,遇强则强。
而留学生在国外的生存,竟然也是讲“升级”的。
先说他,因为他顶多算“初级水平”——
韩松。
1996年4月21日的成田机场,摄影机捕捉到一张脸。
当时,26岁的韩松刚下飞机,一脸懵逼地成了镜头的主角。
这个方块脸的江苏男人,志向和脸型一样宽阔:
“我就要搞一个名牌大学,相信将来的政府肯定会启用我的。”
家里上有老下有小,韩松一个人东渡日本,是卧薪尝胆来了。
但其实,他这批留学生,对在日本读书的了解恰似一张白纸。
搞一个名牌大学的难度,被大大低估——得先在语言学校熬两年,就算拿到日语一级证书,也才刚刚摸到考学的门槛。
熬,要钱。
但对初来乍到的韩松来说,好像也不算什么事儿:
第二天,韩松出现在东京街头,领带、墨镜、背带裤,夹着公文包在咖啡厅用英文点餐。
还很斯文地交代侍应,“我不懂日语。”
俨然高富帅。
一个月后,剧组再见韩松——
“富和帅”都没了,连原本的“高”,也缩成了脏乱的卫生间、局促的榻榻米上,一个忧郁的贵妃瘫。
韩松的心里,当时很不理解:
“说实话,我父亲也是县长级干部,我母亲也是市长级干部、厅级干部。在国内,我们这样的家庭是不得了的,一般人想接近都接近不到我的。”
哦……人来了日本,但爸妈还是李刚啊。
韩松想不通,为什么日本并没有对他好一点。
剧组再一次见到韩松,是十个月后。
十个月,瘦了三十斤。
方块脸饿成尖脸,脸色倒和缓了,你看,像同一个人么?
环境改变人,甚至改变颜。
此时的他,已经是一名十分熟练的洗碗工。
当初那身洋装早收进箱底,现在的他,系着做工的围裙。
在快餐店洗碗是什么感受?
朝九晚五,背痛到要断掉。
一天的碗洗完,韩松小心翼翼地收了店里剩下的饭菜,开始享用。
别说惨,他吃得很高兴。
曾经的高干子弟晃着脑袋,嘴巴油油的,对着镜头絮絮而语:
今天店长问我冷不冷,我说冷。他今天对我态度就不太好,日本人就这样……
相比人情冷暖,韩松更伤脑筋的,是饿肚子。
“店长说我耳朵不好使了,他不知道我是饿的。”
人经常会饿得不知东南西北
耳朵能好使吗?
国内读了一万遍的“粒粒皆辛苦”,到了国外,才算是真正闹明白——
一小碟剩菜,要干掉两碗半米饭;每夹一筷子都要合理分配;每扒一口心里都在倒数。
吃到末了的最后一点酱汁,还用米饭虔诚地拌干净、吞下。
日本的饭格外香吗?
是日子格外苦吧。
剧组逗他问,想不想回家享福?瘦脱了相的韩松,毫不犹豫地回答:
嘴上说回去,好意思回吗?
出来没个东西(文凭),不好意思
一点点自尊心,就足以令他留下来。
一点点希望,也足以让这位曾经的少爷撑下去。
白天洗碗12个小时,勉强凑足日常开销。晚上回宿舍,学习才刚开始——
一万多个日语单词,密密麻麻写满两小本,韩松用小拇指在凌晨四点的刻度一比划:
“今晚,看到四点。”
夜深了,节目组准备撤,韩松突然揉了揉眼,忍不住问了一句:
“第一年最苦的吧,是不是?”
(你知道他刚来日本时说什么吗?他给家里打电话:“绝对能生存、肯定能生存下来。”)
韩松可算知道“苦”字怎么写了。但他能问出这句话,证明还没完全适应。
孤身在异乡生存,忍耐只是第一步,也是最被动的一步。
想化被动为主动,得拼“适应力”。
想升第二级?
看小留学生,张素。
9岁的张素,随妈妈从北京过来日本,和爸爸团聚。
她在当地一所日本小学读书的表现,让她成了纪录片里圈粉最多的女留学生。
长相就很圈粉,乍看像女版费曼。
性格也突出:
典型的九十年代首都儿童,大方、活泼、有主见。
新干线上,一家人这么聊天:
爸爸:日本小学生欺负你怎么办啊?
张素:用学习来对付他们。在中国我跟妈妈已经定了条约,一定要拿第一。
爸爸:拿第一是为什么?
张素:为中国争口气啊。因为日本人侵略中国,所以我就得……
别以为小女孩只是嘴硬,真上台,一样Hold得住。
刚到新学校一周,在全校大会上,没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学校请这位中国小朋友做一段“国旗下的讲话”。
这孩子的气场,简直绝了:
国家和国家之间永远是和平的
愿我们这一代,永远捧起和平的鸽子,唱起和平的歌
这才是真正的“台下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导演张丽玲说,“她常是很要强的样子,老表现出什么都不怕。”
这孩子的确有一样抗压绝活,大部分人小时候都不会:
面对,笑着面对。
一堂课上,全班同学齐声唱一首日本童谣,张素不会,也听不懂。
一首听不懂的歌,是多么漫长啊!
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张素一直站在讲台边,可想而知,巨大的陌生感压迫过来,可她尽管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也只是轻轻叹了口气,始终对同学们保持微笑。
这可是张素报到的第一节课哦!
天书一样听完第一节课,不放心的妈妈一直在教室外面站着……你以为这孩子会求带走吗?
才不。
妈妈刚自作多情地安慰了几句,她就回头找老师去了。
一手一脚,笨拙地比划着,请老师教她读词。
小留学生,真不怂。
她的微笑面对,不是矫情地伪装坚强。
照样可以哭、可以叹气、可以求安慰……之后,自己解决问题。
一个9岁的孩子,示范了适应力的内核:
一把鼻涕一把泪,有用吗?赶快积极融入啊!
上图:听第一节课时全程懵B;下图:后来成为日本课堂第一个举手发言的学生
张素的适应力,尚有天生的成分,有着小朋友对世界的好奇与探索,此外,也还有父母的加持。
但对年纪更大、责任与抱负心更重的单身留学生而言,境况可能更糟,生存的目标还需升级。
这第三级叫……叫什么,Sir还没想到。
比如35岁的高龄“留学生”,丁尚彪。
刚到日本不久,他的留学生身份就被“黑”掉了。
在北海道阿寒町一所语言学校安定下来,他忧心忡忡——
为了供他出国,家里欠着一屁股债呢。
丁尚彪这类留学生想的,不只是学习,还有来日本挣钱。
可是,阿寒町禁止留学生打工……
丁尚彪于是做了一件叛逆的事:一天夜里,他连同五十几名留学生,发动了一场惊动全国的集体逃亡,北海道大逃亡。
从此没了身份,成了流窜在东京、打黑工的人。
《留学生活》采访他时,丁尚彪已经整整七年没能回国探亲。
这七年,他怎么过的?
半夜拎箱子去投靠朋友,谈了几句就被赶出来;
因为活没干好,被店长一掌打出鼻血;
一年到头不添新衣、从不休息一天;
挑最便宜的饭菜吃,坐最后一班地铁,回自己的寄居小屋。
语言不会,身份没有,一穷二白,东躲西藏,还总有警察抓……
这么说吧,身为韩松,应该无法想象丁尚彪的惨。
但我们却发现,在这么苦的几年里,没有日语基础的他,却考取了五份技术资格证书。
绝境里的人,真会出奇迹。
丁尚彪可能不认为这些算奇迹。
因为他心里还装着一个更大的奇迹,等着哪一天实现:
供女儿去美国留学。
他是这么算账的,很朴实、很戳人——
我现在多干一个小时
小孩以后就可以少干一个小时的活
她就可以多一个小时的复习时间了
……
为女儿拼点命吧
于是,《留学生活》带着丁尚彪的这个心愿,去了他上海的家。
七年里,妻女第一次亲眼“见到”丁尚彪。
女儿丁玲看完嚎啕大哭:
“我在中国读书还偷懒,我很恨我自己,以前浪费这么多时间。”
几年后,丁玲被纽约州立大学录取,在日本转机,可以待72个小时——这次,终于能见到那个,十几年没见的“黑户爸爸”。
这场景,谁看谁哭——
女儿劝他回上海,他固执地说要为女儿多攒些生活费。
带女儿下馆子,他一桌子菜没动,光看女儿吃——笑眯眯的。
临走,他在新干线上对女儿叮嘱着——也笑眯眯的。
对了,就在这样的亲情一刻,他还是担心警察抓,不敢靠近机场,必须提前一站告别……
最后的最后,眼泪,终于掉下来。
这次离别,让人想起课本里朱自清的《背影》——列车启动的时候,丁玲也一样地挥别父亲,瞪着一双泪眼望向前方。
尽管没做过留学生,但我们都经历过离别。
离别,就是割舍和迎接的复杂体。
告别爸爸,告别女儿,从此东西半球,天各一方……
又成了两个孤独的留学生。
虽然爸爸疼女儿,怕她吃苦,但命运最吊诡的一面也出现了,这恐怕也是这位爸爸最不希望发生的事:
女儿,这位新一代留学生,已经赶上了爸爸的脚步。
这一次,轮到她跑下去了。
她应该也会像爸爸一样——
上紧自己的发条,上到最紧,不达目的,绝不放松……
Sir突然知道,留学生活的第三级是什么:
上紧你的发条,上到最紧。
我们这个民族,说勤奋,不止,说努力,不止。
最好的比喻,就是像被上紧了发条的小铁人,一直往前跑,头也不回。
丁尚彪说:
我们家祖祖辈辈没有出国的机会
就像赛跑一样
我已经拿着这个接力棒跑了那么远
我的目标是再把这接力棒最后交给女儿
我尽量多跑一点,让女儿可以轻松地跑下去
是,除了变得“更好”,我们很难拿更具体的答案来安抚自己。
韩松是为了实现自我,张素是为了迎接新奇,丁爸爸是为了家人女儿……
离家的人各有各的理由,但总之,都为了一个宽泛的“更好”。
如此说来,我们突然就靠近了这些留学生。
其实,纪录片中每一个留学生,没有朋友圈那种美美照,都是在谋生。
其实,他们和北漂、沪漂、深漂一样,都是漂泊的一代。
漂一代。
也正因此,导演张丽玲在片末加了六个字:
《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
这不只是留学生活,更是每一个离乡背井中国人的故事。
是大城市打拼的杂役、传单仔、搬砖工、快递员。
也是租在郊区、睡在合租屋、供着蜗居房贷的……你和他,和我。
听着这首《鹿港小镇》,我们无需再问出那些“特殊人群的特殊问题”了——
为什么家都没了,你还留在陌生的北京吃土?
为什么在24小时便利店,买一杯水,坐一整夜?
留学生陈晨
家里的惯宝宝,什么时候学会了虔诚地对待每一粒饭,每一块钱?
留学生 柳林
为什么二十岁上下的年纪,就随口说出这么老成的句子?
留学生王尔敏
为什么上紧了心中的发条,几年,几十年不敢放松?
因为问着问着,就问到了我们自己。
后来,《留学生活》剧组在街头又碰上了韩松,脏长衫、夹着一个瘪瘪的皮包。
看着红灯变绿,他忙不迭地回答记者说:
能、能生存。
说完就急忙忙地跑掉了——他还有第二份工要打呢。
别说了,都懂。
我们是上紧发条的漂一代,哪有时间回答谋生之外那些……
无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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