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始人亨利·福特早就说过这样一句名言：“你认为自己能够做一件事，或是认为自己做不了一件事，你都是对的。”澳大利亚作家朗达·拜恩(Rhonda Byrne)在其著作《秘密》中也表达了相似的意思：“开始转变你对自身的想法吧：你可以做到，而且你具有做到那件事的所有条件。”拜恩的励志书籍风靡全球，在中国也广受追捧，其中的“吸引力法则”被许多人奉为圭臬：当一个人的思想专注在某一领域的时候，跟这个领域相关的人、事、物就会被他吸引而来。
心理学的研究者将这样的理念称为“积极思维”(positive thinking)。或者更确切地说：积极思维就是以理想化的方式自由产生想法和画面，来描绘可能的未来。
在网上书店的励志类和“成功学”书籍中最容易找到相关著述，比如《心态是一种力量》，《积极心态带来成功》等。它们与流传于社交网站中的“心灵鸡汤”或“正能量”一样，主张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时时持有积极思维。
这样的主张非常符合人们通常的信念：积极思维能够带来好的结果。然而，在实际当中，真的是这样吗?一些心理学家在过去二十多年里所进行的相关研究给出了与我们直觉相反的结果。今年发表的一项最新研究甚至给出不可思议的结论：积极思维与宏观经济下行之间存在关联。
在今年2月发表的这项研究中，德国汉堡大学心理系的蒂姆尔·斯文瑟(Timur Sevincer)与合作者使用计算机程序分析了历史资料中的积极思维与当时的经济走势。他们发现，在2007年到2009年的美国金融危机之中，报纸《今日美国》的经济版面上出现越多的对未来的积极思维，那么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和一个月之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就会下降得越厉害。
不仅如此，他们还分析了1933年到2009年之间全部21个美国总统的就职演说。他们发现，总统在演说中越是表现出对未来的积极想象，那么在他的任期中，失业率就会越高，经济增长也会放缓。
对于这样的现象，斯文瑟等人表示，从研究设计上讲，他们是无法得到因果关系的，因而，积极思维与经济下行之间的关系有三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报章和演说中的积极思维并不只是当时社会氛围的表现，它们还会培育一种能够影响经济的积极思维。另一种可能性是，报章和演说中的积极思维直接就是导致经济下行的因素之一。第三种可能性是，经济下行会培育出积极思维。但从数据上看，第三种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因为没有发现经济下行会预示积极思维的出现。
研究者们计划接下来在更大的范围内探索这样的规律是否存在。包括考察更多类型的材料，比如教科书、商业报告和博客的内容，更多的国家，比如英国、德国和中国，以及更多的历史时期，比如工业革命和欧元危机。
积极思维与疾病
纽约大学的心理学家加布里尔·厄廷根(Gabriele Oettingen)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一直致力于研究积极思维的影响。她认为，在欧洲和美国的文化中，解决问题的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积极思维之上的。
比如在减肥这件事情上，积极思维会带来什么样的实际效果呢?厄廷根及同事在很多年前就进行过一次实验。
在一个减肥项目中，他们找到25位患有肥胖症的女性，请她们对自己的减肥期望进行理性估计。接下来，实验人员请她们对四个关于减肥以及食物的未来场景进行情节填充，被试同时要想象自己在该场景中的身材苗条程度，并对自己可能的身材苗条程度进行打分。认为自己身材越苗条的被试将视为有越高的积极幻想。
在心理学家看来，人们对未来的积极憧憬不仅是基于现实对未来的合理想象，还可能是对未来的不合理想象，包括幻想、白日梦，以及与任务无关的神游，甚至是反事实的想法。
在减肥项目进行到17周和52周的时候，研究者对被试的减肥成果与其在减肥项目开始前的理性期待与积极幻想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在理性期待相同的情况下，对自己减肥结果拥有越多积极幻想的肥胖症患者最后的减肥结果越差。
在人们的普遍观念中，面对疾病时积极思维会产生积极的效果。大量的研究文献也支持这一观点。然而，英国拉夫堡大学的心理学家苏·威尔金森(Sue Wilkinson)发现事情并不是表面看上去的样子。她和同事认为乐观与疾病治愈的关系可能被过分解读甚至错误解读了。
他们采用了一种不同于其他学者的方法，分析乳腺癌患者的访谈记录，来探讨癌症患者的“积极思维”的本质。结果显示，乳腺癌患者话语中表现出的积极话语并不能等同于积极思维或者正向期待。
在访谈中，受访者往往将“积极地向前看”这类积极的话语作为访谈中的总结语;也就是说，这类积极的语言往往是在受访者表达完对疾病的恐惧与悲伤后的激励性话语，它们被用来帮助缓解话题的沉重性。而受访者在表达积极思维时，往往也伴随着消极情绪的表达。
因此威尔金森与同事认为，并不是积极思维本身帮助了患者，而是在谈论积极思维时伴随的消极表达与压力释放对患者产生了帮助。
一部分癌症和生理学研究者甚至认为过分强调积极思维会使病人背上“必须要积极”的道德包袱，从而起到反作用。一个不会憧憬疾病痊愈的病人被看做是不负责任的以及自暴自弃的。这种强求式的积极思维使得不允许病患面对现实或是为未来的死亡与伤痛作准备。
相关研究显示，这种矛盾的状态在重大疾病患者身上显得尤为突出。当医学方法无法保证患者拥有一个积极的未来，患者却要按照社会道德规范对自身疾病抱有积极幻想，这更容易引起患者产生抑郁等消极心理状态。
测量“积极思维”
近年来，更多的研究揭示出了积极思维在生活中的种种消极作用。
厄廷根和同事们曾通过一系列实验，指出对未来的积极想象会影响大学生追求目标过程中的计划性以及责任心。
在其中一个实验中，研究者首先要求女被试写下最困扰自己的人际关系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怎么能够跟喜欢的男生在一起”，或者是“如何改善和妈妈的关系”等。接下来，女被试们分别就自己提出的问题，思考在解决方法上的四个优势关键词和四个劣势关键词。
然后，女被试们被随机分成三组。第一组需要选出两个优势关键词和两个劣势关键词进行详细的情境想象，并且将情境想象写下来。因此，这组被试是既有积极想象也有消极现实思考的混合组。
第二组被试则将自己的四个优势关键词扩展想象，并将自己的想象写下来。因此这组被试是积极想象组。最后一组只将自己的四个劣势关键词扩展想象，她们是消极现实组。
最后实验人员测量各组被试对解决这个问题的计划性、责任心以及被试对问题解决的成功率估计。实验结果显示，混合组解决问题的计划性、责任心都比其他两组显著要高，而积极想象和消极现实组之间的计划性与责任心则没有显著差异。研究者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混合组来说，被试对问题解决的成功率估计越高，她们的计划性与责任心就越高。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管理学教授希瑟·卡佩斯(Heather Kappes)与厄廷根合作，在2011年进一步考察了积极思维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他们在研究论文的开篇写道：“对于找工作的人开始，是把自己想象成CEO更容易找到工作，还是质疑自己是否真的能获得理想职位更容易找到工作呢?渴望爱情的年轻人在以下哪种情况更容易取得成功：想象自己走在路上就会遇到钟情之人，还是相信自己在约会某人时结结巴巴十分尴尬?”
他们发现仅仅是前者，并不会带给人更多的成功。他们找来一些学生，让他们相信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会是什么样子。一些学生把这一星期想象得非常顺利，而另一些学生则预想得更为中性。一星期过后，研究人员采用了一些特定的指标来测量这些学生在这一周当中表现得如何。结果他们发现，拥有积极想象的学生在这一周中取得的成果相对较少。
“尽管拜恩没有为她的观点提供证据，但我们可以用数据来测量它们的价值。”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的亚当·奥尔特(Adam Alter)在一篇博客文章写道。他曾经是卡佩斯的老师，并且他显然也对鼓吹积极思维的做法持怀疑态度。
在厄廷根进行的其他一些实验中，被试同样被分成混合组、积极想象组和消极现实组，分别探索不同组别的被试在追求目标时的情绪反应以及行为倾向的差异。实验结果表明，只进行积极想象的被试在追求目标失败后会体验到更多的失望情绪。积极想象的被试也会在为目标进行奋斗时更加拖延和较少付出努力。最后这一点被研究者们认为是持有积极思维的人较不容易成功的背后原因。
厄廷根测量过三组不同的人对于参加一个自我效能提升项目的积极性以及行动倾向。混合组需要想象自己完成项目后所获得的成就以及要获得这些成就可能遇到的问题，积极幻想组只需要想象自己完成项目后所获得的成就，而消极现实组则想象获得成就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实验结果表明，混合组的人更愿意参加这个项目，也更愿意在项目中投入时间和金钱，他们也更愿意推荐朋友一起来参与这个项目。
混合组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所显示出的优势，是来自混合组的心理对照(mental contrasting)。混合组被试同时进行积极幻想与消极现实的思考时，会联接对照美好未来与现实困境，这帮助个体注意到要达到幻想中的美好未来，则首先要克服现实的困境。这会促进个体采取行动接近美好幻想。但如果只有美好幻想或者只会哀叹现实的困难，个体便很难采取行动，也永远到不了那个美好的未来了。
